近来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一批五六十年代以来沾溉几代读者的古典文学注本，其中有一种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典范”的《李清照集校注》。重读此书，使人对其作者产生了解的兴趣，倒不仅是因为知道他是王静安先生的公子，知道他也曾经是中华书局的一员，算起来，与老先生还是先后同事；而且是因为书中有那么一个细节吸引了我，那就是他在书的《后记》中声称，“《引用书目》里面，有几种没有见过原书，只见过照片和胶卷”。这个细节说来在老辈学者中也许并不足矜，但老辈学者治学的谨严、学风的诚实，的确是足够让今天的人们感慨好一阵子的。
原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又告诉我一件旧事，他偶然得知夏承焘先生《唐宋词人年谱》后所附“承教录”中录有他所提供的贺铸资料若干条，便很纳闷，因为当时他与夏老尚无来往。后来才知道，这是当年他与王仲闻先生同事时闲谈中提到的，他并没有想到告诉夏先生，是王先生自作主张地转告给了夏先生，事后也没有跟他讲。这更引起我对王先生其人的景仰。
然而越古老的历史越容易研究，以资料齐备之故也。倒是近来的事人人耳濡目染，身受亲历，正所谓“当时只道是寻常”，一旦时过境迁，其人其事湮没不彰者往往有之。所幸中华书局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回忆中华书局》中载有已故沈玉成先生《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一文，生动亲切地记录下老先生的一些往事，虽然这些往事只是他在中华书局短短数年间的一些经历，必定只是他作为封建余孽后代、特务嫌犯、牛鬼蛇神……近七十年丰富经历中极为有限的一鳞半爪，但在今天来看已是十分难得而弥足珍贵的了。我在下面的介绍便主要依据沈先生的这篇文字。
王仲闻（1901—1969）名高明，以字行。幼年顽皮，被其父认定没出息。中学毕业送入号称“铁饭碗”的邮局，因在中统控制的邮检部门工作，解放后沾上特务之嫌，又在出版《人间词话校注》后打算与同好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终被割去工作，断了生计。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同志将他推荐给另一位爱才若渴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于是他就成了中华书局的一名临时工。先是审核《全唐诗》的校点，后受唐圭璋先生委托，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修订《全宋词》，使之较旧版上了一个新台阶。金灿然同志和文学室主任徐调孚先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唐先生欣然同意，只因文化部规定几类人的名字不得见于社会主义出版物中，一位学者几十年的学术积累和足足四年的艰苦心血就这样被抹得干干净净了。但唐先生并没有忘记他的这位老朋友，“文革”以后还几次向中华书局询问王先生身后家里有无困难，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最可惜的是，王先生在订补《全宋词》的过程中写下有关词人生平、作品真伪、归属、版本源流、词牌考订的文字二十多万字，名之曰《读词识小》，徐调孚先生竭力鼓励他整理出版，并让编辑部冀勤同志去请钱钟书先生“估价”。为写这篇文章，我特地向冀勤先生证实。冀先生对二十多年前的这段往事记忆犹新，说，“我当时正怀着孩子呢，去见钱先生，钱先生很快回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是一部奇书、我自愧不如’的话。”但署名都不可以，出版谈何容易？一拖若干年，这部让钱钟书先生“自愧不如”的书稿在1966年随着王先生出了中华书局的大门，从此杳无踪影。傅璇琮先生听说我要写这篇文章，也再三叮呤我，一定要把《读词识小》的事写一写。沈玉成先生文中有这么一段很动真情的话，相信能代表所有人的心愿。就借它结束这篇小文吧：
王先生有校注词话、词集行世，但《全宋词》的修订却是其毕生学力和心血之所萃，而这部《读词识小》又是把他所经手的考订过程奉献于学术界。就我读后的印象而言（按当年徐调老指定沈玉成先生做此书的责任编辑——笔者），我要凭良心说，其材料的丰富、见解的深刻、结论的精确，在在都无愧于第一流的著作，无怪乎钱先生这样渊博的学者也要誉为“奇书”。听说“文革”中不乏这样的事，一位学者死了，遗稿不知下落，过些时候又赫然问世，不过署名却是另一个人。我倒真希望这部《读词识小》当时为一个雅贼挟之而去，今后不管用什么名义和形式发表，我都决不置一辞，因为让它留在人间总比归于天上要好。
